一個紅衛兵的自白

近日令全城嘩然的民主文革論，令一些從政人士忙不迭要強調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。

我的第一個反應是，什麼是國民教育？是政治正確的愛國愛黨思想教育？還是把已經轄了出中學課程綱領以外的中國歷史科重新撥回正軌？如加入近代史，文革歷史又會如何記載？

當有人把兩件看似絕不相干的事放在一起，引起的討論總會叫人再思文革與民主的意義。男友推薦我看梁曉聲的紀實小說《一個紅衛兵的自白》，讓我具體地認識文革時的一些真實片段。

故事紀錄作者十七歲那年所經歷的生活變化和學校的串聯運動。那時正值文革的開始（1966）。單單那一年，人民生活已經歷極大的浩刧。我相信，十年，是寫不下去的回憶。

由幾個家庭共住的大雜院，本來的融洽互助，一下子變得互相猜疑，話也不敢多說半句。學校成了互相批鬥的場所，老師原意是把好文章《燕山夜話》介紹給學生，卻因《北京日報》一則社評而知大禍臨頭，急忙向學生認罪，後來也不免連番被批。

當時若人民及其家屬不是「紅五類」（革命軍人、革命幹部、工人、貧農、下中農），大抵就會被批鬥為黑五類（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分子、壞分子及右派分子）。每一件物件、每一句說話，都可以無限上綱地說成是反毛主席的。什麼膠鞋底有個毛字，熱鍋邊有個毛字，就是把毛主席把地上踩，往鍋裡煎，真惹笑。還有普普通通的詩詞和畫作，都被說成是反革命的暗號。

活在一種惡鬥的生活張力下，為免不被牽連，親戚朋友會劃清界綫，子女會告發父母，把家人活活的批死。有時候，不為什麼；正如作者的好友，為的是一個紅衛兵襟章。知識分子被批為「臭老九」，什麼難聽的話也可出自中國人的口。好可怕，看得我咬牙切齒。心想，假如我生在那個年頭，我一早就死了。

其實書中頗為有趣的是作者描述當時那種壓抑性慾的生活形態。文革生活讓人機械式地進入無情的革命運動。作者描述他在車上遇上哈大的女紅衛兵的親密感覺，正好反映當時人性的極度壓抑。想起李安導演經常以性壓抑來談人的內心世界，不無道理。

那是恐佈而盲目的十年，完全是指鹿為馬，習非成是的非人生活。民主發展至極端會變成這樣的文化大革命嗎？我想，假如「民主」的定義等同人民在沒有外在環境規範下，集體把邪惡的念頭化為行動，基於道德人與不道德的社會的關係，也許「民主」的極致，比文革更可怕。假如重新演繹特首的「民．主．文革」論，我會這樣說：

當人民以為站出來的領袖就是英雄，就是自己的主人，盲目地擁戴他／她，此志不渝地相信他／她，對其所作所為不進行任何反思和辯論，讓個人祟拜獨大，而不以社會整體利益或眾人的生活福祉為重，這樣集結起來且具極大破壞力的民間力量，就如當日文革般可怕。

香港，幸好還有司法制度；香港，幸好還有會反省的群眾。

然而，香港政府不停地毀壞珍貴的本地古蹟、侵犯窮人的基本權利，搞亂小市民的生活秩序，而單單靠近「大地主」和「富商」來扶植「新香港人」，使舊街道成為新商場，這就是特首「破四舊立四新」的施政方針嗎？

哈哈，佛洛依德說：「失言，只為泄露真情（Freudian Slip）。」

參考資料：
文革期間的政治術語
星島環球網：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